近期，部分城市松綁限購一再上演，處于聚光燈下的限購，顯得如此尷尬。亮相之日，便成為“政府干預經濟”的靶子；退出之時，又成為“政府救市”的印證。限購深陷進退兩難的困境，無疑是一種警示：在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進程中，要學會把握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，更多運用經濟、法律等手段處理問題，應對風險。

     限購政策，始于２０１０年，和限貸政策一起，被視作抑制投資投機性需求的調控利器。作為強有力的行政手段，政策效果最直接。一系列來自權威部門的信息顯示，實施限購政策的城市，投資投機性購房得到明顯遏制。然而，限購猶如一柄雙刃劍，在壓制不合理需求的同時，部分改善性需求也“躺著中槍”。
    回顧限購政策歷史，盡管限購城市范圍不斷擴大，限購要求不斷升級，但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房地產市場高熱的局面。直至最近一年多時間，盡管政府沒有再出臺任何加碼的調控政策，房地產市場的變化卻悄然而至，樓市分化明顯：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需求旺盛，部分三四線城市卻面臨高庫存壓力，甚至一些二線城市，由于過度透支住房需求，也面臨消化周期長的壓力，為限購松綁的呼聲頻現。

    限與不限，本應屬于因地制宜的選擇，畢竟，房地產市場區(qū)域差異性很大。但一直以來，因為限購帶有濃郁的行政色彩，被貼上“政府調控決心”的標簽，使地方政府無法真正按照市場規(guī)律決策。

    事實上，房地產市場積重難返的問題，又豈能靠限購這一劑退燒藥解決？特別是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房價問題，影響因素眾多，如城市發(fā)展不平衡、住房捆綁教育醫(yī)療等社會功能、地方財政對土地收入的依賴等。正如專家所言：“得了必須動手術的病，就別妄想靠吃幾副退燒藥能好！”
    讓限購擺脫進退兩難的困境，需要我們更多運用經濟、法律手段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，“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(fā)揮政府作用”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”，這些要求對房地產調控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導意義。

    正如專家所言，強制性用行政干預市場，不如建立一個能夠自動調節(jié)住房資源占有和收益分配的房地產稅收制度更為公平；不如建立一個及時反映市場需求變化的土地市場制度更為有效；不如建立一個能夠讓企業(yè)自我承擔風險的房地產金融制度更為合理。而這一系列制度建設，必須通過深化改革，通過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的良性互動來推動。

    改革的“機遇窗口”寶貴而短暫。有人感慨，十年的樓市調控，最大的遺憾就是與改革沒有很好地結合。目前，房地產市場發(fā)生的變局，應當是不能再被錯過的“機遇窗口”。利用樓市降溫之際，加快推進保障房建設，加快房地產稅立法進程，加快財稅制度改革步伐，早日建成有利于房地產市場的長效調控機制，限購進退兩難的困境自然會成為歷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