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為新文化運動之后涌現(xiàn)的女作家之一，石評梅與魯迅、周作人兄弟的關系都比較密切。1920年到1923年，石評梅就讀于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，魯迅和周作人在當時及此后，不僅活躍于北京文化界和教育界，而且都曾在女高師兼課和多次講演，石評梅自然不會錯過這些珍貴的聆教機會。作為女高師的學生，作為女作家，石評梅活躍于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文壇，發(fā)表了大量作品，此外還編輯多種副刊，并為女性解放搖旗吶喊，這些不可能不引起周氏兄弟的關注。關于石評梅與魯迅，前人已有相關研究，尤其董大中等著《魯迅與山西》中的《魯迅與石評梅》一文，梳理和闡發(fā)甚詳。然而，石評梅與周作人的交往，由于種種原因，卻似乎一直被人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。

1920年9月，周作人開始在女高師國文部講授“歐洲文學史”課程，而且曾多次到女高師講演。比如，據(jù)王翠艷的梳理，周作人“1922年5月30日‘至女高師自治會講演’、1923年3月11日‘往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為詩學研究會講演’、1923年5月11日晚‘至北京女子高等師范文藝會講演’”。這期間，石評梅正就讀于女高師，很有可能聽過周作人的課和演講。另外，1922年3月到12月，周作人多次陪同俄國詩人愛羅先珂到女高師講演，并擔任翻譯。其中，愛羅先珂11月24日的演講“女子與其使命”，讓前往聽講的石評梅頗為觸動，她為此寫下詩歌《微細的回音》，激動地表達了自己的心情和感想。

據(jù)張菊香、張鐵榮編著的《周作人年譜》，周作人曾以“開明”的筆名，在1925年2月4日的《京報副刊·婦女周刊》上發(fā)表文章《是一種辦法》，闡述他對于獨身問題的看法?！毒﹫蟾笨?middot;婦女周刊》創(chuàng)辦于1924年11月，正是由石評梅和陸晶清主編，其《發(fā)刊詞》也是由石評梅執(zhí)筆撰寫。查閱影印本《周作人日記》，發(fā)現(xiàn)果然有周作人此文的相關記述。1925年1月21日，周作人記道：“作小文，寄予《婦女周刊》社陸君。”（原日記無標點）陸君即是指陸晶清。而就在幾天前的1月16日，周作人還記道：“下午女師大黃陸二君來。”陸君，應該也是指陸晶清（黃君我本以為是廬隱，但查閱相關資料，她此時并不在京，而是與丈夫郭夢良遠居上海，所以黃君是誰，只能暫且存疑。廬隱，原名黃英，與石評梅、陸晶清情同姐妹，過從甚密，同為女高師涌現(xiàn)的現(xiàn)代著名女作家）。考慮到這兩件事時間上挨得如此之近，陸晶清此次拜訪周作人極有可能正是代表《婦女周刊》向周作人約稿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發(fā)表周作人文章的當期《婦女周刊》，同樣也有石評梅的文章。當期為《獨身主義專號》，石評梅以“冰天”為筆名，發(fā)表了論文《我的為了愛可以獨身》，再次堅決地表明她的獨身素志。

1926年3月18日，北京發(fā)生震驚全國的“三·一八”慘案。不幸犧牲的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主席劉和珍正是石評梅熟識的朋友。參加了游行請愿的陸晶清也受到軍警的擊打而受傷。聞訊后，石評梅無比悲憤，于次日前往女師大和德國醫(yī)院，看望慘案中的死者和傷者，并于當晚寫下了《血尸》一文，痛悼死者，表示繼續(xù)戰(zhàn)斗的決心：“我們將踏上你的尸身，執(zhí)著你贈給我們的火把，去完成你的志愿，洗滌你的怨恨，創(chuàng)造未來的光明！”此文發(fā)表于3月22日的《京報副刊》。同期，恰好也有周作人署名“豈明”的文章《可哀與可怕》，表達了對死者的哀悼，并對冷漠的看客提出嚴厲批判。

據(jù)石評梅寫給好友李惠年的信，3月21日，她“九時便去女師大寫挽聯(lián)，看小鹿，哭朋友，一直三時才回來，還給她們做文章”（“小鹿”指陸晶清）。當天，周作人的日記中也記道：“上午赴女師大委員會，午返。”“三·一八”之后，無論是石評梅，還是周作人，都曾多次前往女師大悼念死者，安慰生者，表示對這一事件持續(xù)而深切的關注。

3月25日，女師大的師生們在學校大禮堂為劉和珍、楊德群舉行追悼會，石評梅參加。魯迅和周作人不約而同親往參加了。此時的石評梅，與魯迅已較為熟悉，據(jù)陸晶清的回憶，在此前的女師大風潮中，石評梅以畢業(yè)同學的身份參加了她們的戰(zhàn)斗，“和劉和珍、許廣平等人做了朋友，得到和魯迅先生接近的機會”（魯迅到女高師兼課恰在石評梅畢業(yè)之后，所以二人錯過了在女高師熟識的機會）。當晚，石評梅悲傷難禁，再次寫下《痛哭和珍》一文，發(fā)表于3月29日的《京報副刊》。而就在次日的《京報副刊》上，也發(fā)表了周作人署名“豈明”的文章《陳源口中的楊德群女士》，批駁陳源對于烈士的詆毀之言。

似乎在女師大風潮和“三·一八”慘案期間，石評梅與周作人更為熟悉了。查閱《周作人日記》，發(fā)現(xiàn)在劉和珍、楊德群追悼會不久后的4月11日，周作人記道：“陳、羅、石、張、陸諸女士來訪。”這里的“石”和“陸”，極有可能正是石評梅和陸晶清。一群女士結伴來訪，又是周末，其身份為女師大學生的可能性很大。而其中與周作人關系密切的，除了石評梅、陸晶清，恐怕很難再找出第二對“石”“陸”了。如果這一猜測無誤，石評梅和陸晶清等人拜訪周作人，大概還是為了談論“三·一八”遺留問題以及政治形勢等情況。

上文提及的周作人發(fā)表在《婦女周刊》的文章，似乎和石評梅沒有直接關聯(lián)，但是到了1927年，他發(fā)表在《薔薇》的周年紀念增刊上的文章，就和石評梅有密切關系了?！端N薇》周刊，同樣是由石評梅和陸晶清主編。去年10月30日，我曾在《文匯讀書周報》上發(fā)表《新發(fā)現(xiàn)的石評梅佚信》一文，對這個問題有所涉及和考證。簡而言之，石評梅的一封佚信證明，周作人1927年的《北溝沿通信》，正是應石評梅之約，特意為《薔薇周年紀念增刊》而寫的文章。石評梅在給周作人的好友徐祖正的信中，明確寫道：“曾請豈明先生，他允許了。不過，如先生晤面時再請先生轉達我的誠意，一定賜我一篇大作撐撐門面。”“豈明”，正是周作人。此時陸晶清已經南下，赴武漢參加國民黨婦女部工作，《薔薇》周刊及周年紀念增刊，都是石評梅一人在極力維持。石評梅大概于1927年10月初寫信給周作人，向其約稿。同時，在給徐祖正的信中，又特意囑托此事。11月6日，周作人寫下了《北溝沿通信》，經石評梅之手，發(fā)表于12月1日的《世界日報·薔薇周年紀念增刊》（多種《周作人年譜》、《周作人傳》、《周作人研究資料》等都把“增刊”誤寫作“周刊”）。此文后來被周作人收入《談虎集》。文章以書信的形式集中闡述了周作人對女性問題的看法，收信人正是石評梅。其開篇即說“一個月前你寫信給我，說薔薇社周年紀念要出特刊，叫我做一篇文章”，一個月前是十月初，正和石評梅向徐祖正談及的約稿時間相符。這篇文章，是周作人發(fā)表在《薔薇》周刊上的唯一一篇文章，這一次，自然也可能是石評梅唯一一次代表《薔薇》周刊向周作人約稿。

值得高興的是，在發(fā)現(xiàn)石評梅佚信的同時，我還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封周作人致徐祖正的佚信。原信很短，但卻讓我們對于石評梅和周作人的交往，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。信的內容，不妨照錄如下：

耀辰兄：

今日打電話問山本醫(yī)院，問評梅的病，復云已于四日前移往協(xié)和醫(yī)院了。又云并非腸窒扶斯，乃是腦炎，——似乎這也是有點麻煩的病。

九月廿七，作人。

這封信寫于1928年9月27日，石評梅病逝前不久。瞿冰森曾撰有長文《評梅的病》，對石評梅從得病到去世的整個過程有詳細敘述。據(jù)其回憶，在送石評梅入住山本醫(yī)院數(shù)天之后，他和朋友們發(fā)現(xiàn)山本救治不力，且態(tài)度惡劣。他們擔心延誤了治療，所以在商量之后，于9月23日上午將石評梅轉往協(xié)和醫(yī)院診治。周作人所說時間，正與瞿冰森記載相符。由此信，我們得知一個重要訊息，那就是石評梅生病住院后，周作人隨即聞訊，并且非常關切，不時詢問病情發(fā)展。周作人之所以給徐祖正寫信專談此事，是因為徐祖正也與石評梅關系密切，為其老師和朋友。石評梅多次拜訪過徐祖正，并向其約稿（石評梅去世后，徐祖正也曾參加她的追悼會，并寫下《回憶中的石評梅女士》一文紀念）。周作人與日本人辦的山本醫(yī)院關系密切，所以在得知石評梅病情的最新進展后，立即寫一短信，告訴同樣關心石評梅病情的徐祖正。

“腸窒扶斯”，為舊時對傷寒病的稱呼。本由日本人音譯自英文Typhoid，緒方郁藏于1855年刊行的《療疫新法》最早使用這個譯名來稱呼傷寒病。后來經過中文翻譯，由中國留日學生傳回中國。剛住院時，山本醫(yī)院推斷石評梅得的是傷寒病，但經過診斷，認為是更為嚴重的腦病。而具體為何種腦病，山本醫(yī)生聲稱需要數(shù)日化驗才能確定。瞿冰森在協(xié)和醫(yī)院工作的朋友榮獨山則說，如果送往協(xié)和，當天即可確定病癥。正因為瞿冰森等人不滿于山本醫(yī)院的低效率等問題，擔心延誤石評梅的治療，所以才和朋友們商量決定，將石評梅轉往協(xié)和醫(yī)院。正如周作人所說，“這也是有點麻煩的病”。石評梅被送往協(xié)和醫(yī)院的當天，即被確診為腦炎。雖然救治并不是完全沒有希望，但病情仍然十分兇險。又過了一周，也就是周作人寫此信的僅僅三天之后，石評梅終于沒能轉危為安，不幸于9月30日凌晨在協(xié)和醫(yī)院病逝，享年26歲。遠在上海的陸晶清聞此噩耗，匆忙北歸，為亡友料理后事及整理遺稿。石評梅的摯友廬隱哀嘆：“這一朵色香俱足的蓓蕾，不及開放，就萎謝于蕭瑟的秋風里了！”

有理由推斷，關于石評梅生病及周作人寫信的事，可能在周作人日記中會有相關記述。但很可惜的是，九十年代出版的《周作人日記》中，二十年代的日記幾乎每年都有，獨獨缺了1928年的日記，以致于我們無從查閱探尋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周作人這封寫于1928年的談論石評梅病情的信，就顯得更為珍貴了。

資料所限，無從得知周作人聽聞石評梅病逝后的反應。我們只知道，數(shù)日之后，報道石評梅病逝的《京報》為魯迅所讀到。10月12日，魯迅在致章廷謙的信中特意提及：“據(jù)《京報》，評梅死了。”章廷謙曾就讀于太原一中和山西大學，與小學、中學同樣就讀于太原的石評梅多一層“鄉(xiāng)誼”。

從創(chuàng)作上來看，石評梅的作品風格不同于周作人。但是周作人對于“美文”的倡導和對散文理論的構建，對于新文學、新思想的建設和宣傳，對于女性解放問題的關注等等，恐怕都不能不對石評梅產生重要的影響。尤其兩人有了更多的直接聯(lián)系后，這種影響自然會發(fā)揮更積極更深遠的作用。在魯迅、周作人這些新文化運動主將的指導和影響下，依靠自身的良好天賦和勤奮努力，最終，石評梅留下大量優(yōu)美而感人至深的散文、詩歌和小說等作品。(郭曉斌)